。宏观层面，国家应该进行更有针对性的立法，让性骚扰受害者维权更有依据。微观层面，用人单位、学校等也应当探索并建立一定的防范和申诉机制。否则，员工、学生遭遇性骚扰申诉无门，剩下的选择要么“忍”，要么“滚”。

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少年儿童研究所所长童小军，长期致力儿童保护研究。她说，保护儿童要打击犯罪，牵扯证据采集问题，不能让孩子一次次作出回应或回复，一定要经专业人员专业服务流程处理。“在对孩子友好的场所，最好一次取证。”

《走进直播间的副县长们：为家乡代言,奥力给!》比如1月2日，2018年的第一个工作日，侯红在市委经济工作会议上用了10分钟向全市干部连续提了8个“为什么”。